（张宏金）
十几年的学习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像一出有头有尾的舞台剧，有的是喜怒哀乐，有的是苦辣酸甜。十几年前那个落魄的小书童现在已经有了份满意的工作，将来也会有个温馨的家。
人的记忆不能像机械的移动硬盘，无法刻录下所有的点点滴滴，但有些藏于脑海角落的记忆却是怎么冲刷也冲不掉。那些人，那些事，经典到可以用时间来慢慢回味。
我很有幸能在漫漫求学之路上能寻觅到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忘年之交。
我的老师姓赵，单名林，当年也就二十五六的样子，与我同乡，高度近视，高高瘦瘦，身上总有种年轻人特有的精干与傲气，走起路来轻快而稳健，夏天常穿一件灰黑色格子衬衫，冬天则是纯黑紧身棉袄。当时是我初一的班主任，教英语，那时他也是才分配工作没几年。
时间的味道有时就像是品咖啡，越久越能享受其中的滋味。当时还显得很稚嫩的我坐在他的讲台下是怎么也不敢想象日后我所拥有的这份情谊。
我所在的谢集中学那时实行的还是“双轨制”教学。所谓“双轨制”教学，顾名思义，就是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而片面的把学生强行分为“宏志班”与“普通班”，享受不同的师资，不同的教学硬件。而刚入学的新生要想成为“优等生”的唯一条件就是你得付赞助费。因此，很显然，我像刚出厂的不合格零件一样，毫无疑问的被分到了所谓的“普通班”。这种做法也许是中国教育界最基本的不公吧！说实在话，在大多数我那个年纪的人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可以理解的自卑，再加上软硬件的缺乏，个别老师的慵慵懒懒，让很多本来天分不错的学生过早的丧失了学习的动力，后来的两级分化就显得是那么顺理成章。而面对我们这种隐隐约约的自暴自弃，刚接手的赵老师似乎也有隐忧，嘴上虽不怎么提，却常常会莫名其妙的讲起自己的故事，讲起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在他的记忆里，每过一段时间，父亲就会让他出去借米，他还经常在村里的草垛里找鸡蛋，把找到的鸡蛋偷偷放到自家的草垛里。每当讲到这就停住了，叹叹气，朝窗外定定神，又接着刚才的课。有时他会一反常态指着作业本上的错误破口大骂，甚至骂道你祖宗十八代，面目狰狞，搭拉着的眼镜挂到了鼻尖，鼻孔喘着呼扇呼扇的粗气。
说实话，那时的赵林在我眼里除了讲的故事比较生动以外和别的老师一样的令人厌倦，没有半点好感。真的让我彻底改变对他看法的还是后来的事。
刚上初中那会儿，我还是走读。每晚九点半晚自习后便和几个邻村的小子，结伴骑车回家，一路上嘻嘻闹闹，或笑或骂，或停或赶，和着朦胧的月色，总是有着少年无尽无名的欢乐。可这样的日子也只有在月明星繁的时候才会出现，要是一不凑巧，在晚自习后来场瓢泼大雨，一路不得不趟着泥水回家便不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了。还真有这么一回，刚放了晚自习，就下起了哗哗啦啦的雷暴雨，那场雨来势之猛至今还是让我记忆犹新，和着开山炮似的惊雷。我和好伙伴俊傻傻的站在走廊上，看着雨中四处奔跑的人。我和俊的家离学校都不算近，暴雨来的也突然，雨具没带。“真倒霉，要不咱俩豁出去了，到我家睡去，好歹我家还近些！”我看了看俊闪亮而真挚的眼睛犹豫了，却不知赵老师已从身后悄悄地走了上来。“咋的了，走不掉了？走吧！到我那去，忘了通知你们了，从明天起你俩必须住校。”“那不行，我晚饭还没吃呢！”俊本能地对着远处的车棚说。“到我那，我给两位大爷炒饭还不行？”他说话和上课一样，只要有理就不会给你回手的余地，眼神中总有种居高临下的蔑视。“拿着我的伞，走吧！”他拉长了音调。我看看俊，他看看我。于是三人挤着一把大黑伞像一条年久失修破帆船被河水冲进了大海一样左摆又摆消失在雨中。赵老师兑现了他的诺言，三人每人吃了碗堆得像小山似的蛋炒饭，胡乱的睡了一夜。到现在仍不能把那碗蛋炒饭完全忘记，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垂涎的清香啊！那是一份多么美妙的心境啊！从那时起，赵老师和我们的关系也算更近了，我们渐渐可以在课后大胆的叫他“赵二”而他则故作好笑的以“阿金”“阿俊”回之。
赵老师的牙全是烤瓷的，倒不是因为他多有钱，而是在一次调解学生打架斗殴事件回家后出了事故造成的。这并不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而是教我们思想品德的窦老师说得，窦老师和赵老师是同村，又长他一辈。窦老师却口口声声说赵老师是他最敬佩的人，他一个人全掏了那次车祸的医疗费，还借钱给自己镶了烤瓷牙，那时他还年轻，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只有千把块。
我们那时的午餐都是“圆桌餐”。每人每月要交一百八块钱伙食费，十人一桌，用小瓷盆装四到五个菜，大家围着吃。老师吃饭则在固定的包厢，也吃的圆桌餐。由于是乡一级的中学食堂，食堂老板又与校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十四五岁的孩子根本谈不上什么维权意识，黑心的老板总在学生的饭桌上得过且过，不挨饿、、吃馊饭就算是天良未泯。赵老师总隔三差五从教师的饭桌上挑一些菜送到我们桌上来，并且乐此不疲，也不怕得罪人。每当他把菜端上桌时，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豪感便涌出心头，使我总有种想端着那菜傲视群雄的冲动。
初一的一（六）班，初二的二（九）班，我一直是在赵老师班上，由于本人语言细胞稍发达，英语一直不错，加上点小聪明，所以一直是他拿得出手的得意门生。
到了初三，他便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了，我进入了所谓的“宏志班”，与赵老师也几乎不怎么碰面，有时从他教室穿过，他还是穿着那件从初一就一直再穿的灰黑格子衬衫，在讲台上比划着。我和他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后来我顺利的考进了市立二中，就再也没有回过那，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回去看看我那可爱的赵老师。
再此与赵老师见面还是三年后我的高中毕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高考，天在我看来总是阴阴的，似乎预示着暴风雨的随时来临，空气闷热潮湿。在家恍惚了好几天，突然想起了我的赵老师，赵哥，想起了当年的那场大雨，那碗炒饭，那几道小菜，想起了我曾经有过的轻狂与辉煌。骑上车走在那条已经越发陌生的路，记忆慢慢的向前铺展着，三年来，这条路，我也走过几回，却没有一次像如今这样徘徊，这样胆怯。赵老师还会记得起我吗？都过了好几年了，该不会忘了吧，我来来回回的问自己。不知不觉到了门卫室门口，望了望二楼拐角的那个教室，里面正在上课，可已经不再是赵老师的身影。教学区比以前安静了许多，教室门前修起了气派的水泥地，还立了几块宣传栏，倒是操场上长了不少杂草。
“请问赵林老师还在学校吗？”我问门卫老头，“上课呢，不许进,留个号码吧。”门卫还是以前的老孙，却不似几年前那么友好。我慌慌张张写了号码及姓名，便上车逃也似的走了。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时间转眼到了我大学毕业了，我很感激那次的鲁莽，原来真正的友谊是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的。当天晚上赵老师便给我回了电话，老师还是那么健谈，左一个阿金，又一个阿金，向我一个一个打听大家的情况，我说俊当上了车间主任，吉青成了导游，乌鸦结婚了，他又把知道的几个说了说，有赞不绝口的，也有骂骂咧咧的，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
到如今每年的年初三、初四，必是大家到赵老师家蹭吃蹭喝的日子。一六班的老同学你拉我，我拉你竟是一年比一年多。而我那可爱的赵哥往往早早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等着我们的到来。我们都笑话赵哥，照这样吃下去，嘴上不说，明年恐怕要我们凑份子了。满屋洋溢的笑声，总让人有种时光逆流的错觉。的确，八、九年过去了，最在乎的还是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