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金）

再次听到有关鸭哥的消息还是在半年后，一直试着向可能与他还有联系的人打听过，结果总是一成不变。

想不起来“鸭子”这个不大光彩的外号是谁给起的，从刚进宿舍的第一天起，便不客气的称呼这位黑黑瘦瘦的重庆人。与他接触的三年里，也从没有听到他对这个“光荣称号”的不满。相反，与人见面，对方一声“鸭子”，一扬手，算是礼貌了，鸭哥总是还以一阵贱贱的笑。出于未来三年的舍友情谊以及一名学生应有的基本素质，我一直称呼他“鸭哥”，比起“鸭子”来略显尊敬，这或许也是大学三年我俩一直处的不错的一个直接因素吧。

想起鸭哥，总能不自觉地在鼻尖泛起一股浓郁的酒气，脑海中回荡的依旧是那阵贱贱的笑，一切都恍如昨日，想象我们还是那个学着追风的少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告慰逝去的高中时代，我们用洒脱和麻痹的神经迎接毕业后的人生，用现在看来充满幼稚的形式评估这个社会，定位着自己的坐标。

有人把挂科，把逃课当成大学的必修，来证明自己的潇洒与不羁，为自己不长的青春时代打下印记。我没有正当的理由去质疑别人的生活方式，大学三年最深刻的记忆此刻正像黑白胶片一样播放。

和鸭哥一起小喝一杯总是充满惬意，不需借口和理由，在考虑范围内的只是当时的心情与口袋里的银子，穷学生也没几个铜板，有三十块足以。我承认在欲望面前，人的意志力有时会显得苍白加无力，学校北门的大排档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食客生意总是欣欣向荣。店老板黑黑胖胖，总让人想起鲁提辖三拳打死的镇关西。可手艺却了不得，一盆酸菜鱼，一盘爆炒猪肝外加一碟花生米，四五瓶啤酒，足以勾起我们细说人生的前二十年，畅谈后二十年的欲望。鸭哥量大没的说，说话也直来直去，有时还赖账，用他的话说“你吃的比我多”，我也不服气回道“你喝的比我多！”。尽管面上不愉快，心里还是很愿意和这个黑大汉一辈子称兄道弟。话说回来，量大咱可以畅饮，只要老板不撵可以一屁股坐在板凳上从六点侃到十二点。说话直，不留情面，足显真挚，不会花言巧语买迷魂汤。赖账那是拿你当兄弟，赖账总比有些人抢着付账来的自然而真实。

毕业时鸭哥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外加一些旁门左道终于找到了理想中的工作，而我也进了长航油运。手拿就业协议显得颇为伤感，也颇为激动，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不用朝九晚五上课的日子，我们真成了一群散养的鸭子，向家里要生活费的语气也越来越颤抖，于是打工便成了出路。说实话，打工我是一百个不怕的，大学这几年，什么端盘子，发单子，搬瓶子都是干过的。鸭哥坚定的在电话里说，“某房地产开发行业，活少，钱多，包吃住，速来！”鸭哥宣传是有一套的，要不怎么在我们几个中间呼风唤雨呢，我可以透过电话想出他那快激动到跳出来的眼珠子。等到兴冲冲去了才发现，所谓的“房地产开发”变成了正在打地基的工地！我不是什么高干子弟，富二代，红三代跟我也扯不上边，对广大建筑行业的兄弟们充满敬意。可当第一次脑袋上被厚重的安全帽扣上的那一刻，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可我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打算，摸一摸干瘪的钱包，干就干了！

其实人就是这样，总是在矛盾中存在。很多人活的太累，不是因为工作繁重，而是因为想的太多。真正放下包袱才会发现生活的美好。而我也渐渐发现，工地上的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繁重，中国两亿农民工兄弟是那么和蔼可亲，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没有层次感，不用仰视，也不需俯视，感觉他们就像自己老家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工地在南京的某段主干道旁边，噪音大，灰也大。时有西装革履的成功男士掩面而过，比起男人稍显绅士的动作，女士们的反应的确令人咂舌，逃也似的一闪而过，用口罩，用袖口，一切能用上的都被用来保护自己的呼吸系统，临了还不忘留下一个鄙夷的眼神。而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显然是对这种鄙夷麻木了，他们关心的只是手里的活不能停下，家里的米锅不能断顿，至于别人怎么看目前还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工作之余，每晚总爱和鸭哥一人一瓶啤酒坐在工棚外，想想过去，谈谈未来。鸭哥说：总有一天他会当上广州中海总经理。我说：那恭喜了，到时也提拔一下我这个长航集团副总。工地打工的这一个月，我和鸭哥仿佛又成熟了几分，不知是哪里成熟了，反正不像以前那样迷茫，又有了方向。

鸭哥到底是出现了，一月十号，船靠水东。手机显示广州移动（鸭子）打进！愣了半秒接了电话，对面又传来那声久违的贱贱的笑“金总，猜猜我在那条船？打死你也猜不出来！”“总不会在神州九号上吧？”“哈哈，猜错了，我在大庆453，想不到吧。。。”“你小子不会被开除了吧？怎么和我抢饭碗？”我握紧电话，内心一阵激动。

 原来鸭哥自从进了广州中海以后就申请调到外派部，又费劲周折上了大庆船，用他的话叫“辈靠金总好乘凉”，虽然我一向鄙视他的一派胡言，但还是感到庆幸。也许这就是缘分，毕业时好像无辜的被上帝玩弄了一番，还好结局是好的，我又和鸭哥在一起打拼，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