囫囵

（孙卫国）

辞旧迎新，马年即到，2013年12月4日带着赚钱的梦想，带着爱吃的茶叶、萝卜干踏上了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到新加坡登上了“长航幸运”轮。此时已是年末，眼看就要过年了。大家都知道在船上过年谈吃那是一种奢侈，我只好来追寻一下以前过年的气息，回味一下过年的佳肴。

 儿时一到冬季就开始盼着过年了，因为过年种种乐趣让我乐不可支，但最主要的还是“吃”。不单是我，整个华夏民族都是一个善吃的民族，就拿过年来说，各地都有自己特色年夜饭，菜肴更是数不胜数，各地口味不同，酸、甜、苦、辣各有所好，形成不同的菜系。但过年家家都挂着福，禄，寿三星图，这是中华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画上的禄在中央，福在右，寿在左。人们需要福气，需要长寿，但更需要的是保证基本生活的俸禄，有钱才能有吃，才能满足食欲，所以，禄在中央。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圣人为腹而不为目：”说的就是吃要紧，其他的可以不闻不问。俗话说“着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全空。”普通人则认为吃是最实惠，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吃是真功。

吃的含义复杂多样化，不是什么都能“吃”的。被人欺骗遭受损失了曰“吃亏”；被人打脸曰“吃耳光”；被人告曰“吃官司”；被枪毙的曰“吃枪子，吃卫生丸”。非分之想的曰“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国人注重吃体现在见面打招呼上，老外见面一般都说“早安”“午安”“晚安”，而我们见面多说“吃早饭没有”“吃中饭没有”“吃晚饭没有”。也体现在日常用语中，干什么工作就成了吃什么饭的，在哪工作也成了在什么地方“混饭吃”。

衣食住行四要素，人类原不能不吃，但吃的含义如此复杂，如此重要，虽然排在衣的后面，但人的心目中却是第一的。穿的可以差些，住的可以破些，走的路可以泥泞些，但在吃上却马虎不得。

过年要吃，端午要吃，中秋要吃，元旦要吃，国庆要吃，生日要吃，聚会要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得真是不亦乐乎，世之奢宴谓“酒池肉林”则将吃引向歧途。自古多少名流厨师费尽心机，别出心裁，研究出多少食谱来。不单活的要吃，连死人也要吃，我发现其他民族的鬼只要鲜花，而中华民族的鬼非吃不可，死后吃也和活着一样重要。不单鬼要吃，神也要吃，就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有的但吃猪头，有的吃全猪，有的专吃羊，有的专吃牛，各有各的胃口和嗜好，仔细揣摩其他民族的神极端唯心而中华民族的神极端唯物。

至于俗话说：两只脚的只有爹娘不吃，四只脚的只有床不吃，除此之外什么都吃，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人吃的大胆。所以，吃鲨鱼的鳍，燕子的窝，吃狗，吃猫狸，吃蛇，吃老鼠，吃癞蛤蟆，现在还多出来个炸蜈蚣。

总而言之，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佛说世上有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和鬼，我想我们有些人是不是从饿鬼道投身而来的呢。为了美好家园，为了自然环境，更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我们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吃的时候更文明一些呢！

禁止“过年”的那些年

燕海鸣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1月17日  12 版）

 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国内就不说了，海外的华人，即使放不了假，也要聚聚会，举办一些联欢活动。但是，历史上曾有那么些年，过春节成了一种“错误”。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计划逐步废弃农历，代以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在《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要求：“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一开始，考虑到过渡时期的特殊性，民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旧历。普通民众依旧按照旧历规划自己的生活。但在新政府看来，维持旧节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策略，最终目标，是消除这些代表封建残余的旧历法与旧节日。但是，即使其他的改革方案被大众所认可，历法的废除却遇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抵制。

   首先是工商界。新的历法与工商界长久以来按旧历实行的时间体系产生了冲突。旧历新年、端午和中秋是工商界结账的日子，如果完全依从新历，则整个工商系统要为之改变。1912年，在杭州专门进行了一场有关工商界是否要遵从新历的讨论。当时，做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做一个商人，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普通百姓则对新的历法冷眼旁观。山西的缙绅刘大鹏在自己的《退想斋日记》记载：“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对新历的态度最为复杂的，恰恰是推行新历最积极的官方机构。老舍曾记录了自己在除夕当天还要去学校讲课，自己的年迈老母在家里等着儿子回家过年的凄凉经历。“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对于这些抵触，民国政府认为是旧历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因此，1928年，内政部宣布完全废除旧历，严禁贩售旧历，以及在旧历节日时，行政和教育系统严禁放假！“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国民党的精英意识和面对民众时清高自负的态度，在废除旧历的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1930年代初，国民党广州党部发行了一本名为《风俗改革丛刊》的书，其中极力批判过旧历新年是一种落后的行为。似乎过年就是愚昧，不过年就是高尚一般。书中写道：“每届废历岁聿云暮，腊鼓摧残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忙个不的办‘年货’：有钱固兴高彩烈，无的也勉为凑趣，什么爆谷，面粉，黄糖等等，一方面求过于供，一方面应接不暇；熙来攘往，络绎于途，以有用之金钱，作无谓之消耗，即令罗掘俱穷，当衫当裤，也要求‘顾住体面’？做到‘年晚煎堆，人有我有’。这种无意识的举动，真是愚不可及。”

  但是，国民党的精英却低估了旧历所依赖的深厚土壤。即使用了非常多的“狠”词儿，普通大众依旧我行我素，对被贴上愚不可及的标签不以为意。最后，政府承认废除旧历的改革运动完全没有起到效果。1934年，民国政府发布通知：“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先是用行政手段强压，再是以道德话语批判，就是改变不了那些统治者眼中的“陋习”。可见民间传统的力量实在强大。或者说，“过年”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中国的亿万老百姓，都是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