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师)

闲来翻书，看到一个故事：一个骑兵在作战时不幸被俘。敌军长官说：“我会杀掉你的，但在杀你之前，会满足你三个愿望，现在你可以提出你的第一个请求了。”骑兵想也没想说：“我想对我的马说几句话。”长官答应了。于是骑兵走过去对马耳语了一句，那马听后，长啸一声，飞奔而去。时间不长，马回来了，背上驮了一个漂亮女郎。长官惊奇不已，他说：“真是一匹神马啊！不过我还是要杀你的，请提第二个请求吧。”骑兵再次要求和马说话。长官答应了。骑兵再次和马说完话，那马长啸一声，飞奔而去。时间不长，马又回来了，这一次马背上驮了一个更加性感动人的女郎。长官说：“你和你的马让我大开眼界，不过我还是要杀你的，现在请你提出最后一个请求吧。”骑兵又一次提出要求和马说几句话。长官同意了。骑兵走到马跟前，拎着马耳朵，气冲冲地说：“我再说一遍，去带一个旅的人来，不是带一个女的人来······”

  这只是一个故事，不过在我们现实当中，就有这样因为方言而惹祸的。一位河南人外出到了南方，中午想吃饺子，进入一家饺子馆，对漂亮的老板娘说：“老板娘，水饺一碗多少钱？”老板娘气冲冲地说：“牛虻！”山东人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就成牛虻了!”老板娘说：“你一进来就问我睡觉一晚多少钱，不是牛虻是什么？”

   外地人有这样的事，我们南京人也有因为方言而被人打耳光的。说一位美女来南京旅游，打了一个出租车，下车时把照相机落在车上。司机赶紧喊她：“小姐，相机。”那位美女回头狠狠地瞪了司机一眼，继续往前走。司机急了，又喊：“小姐，你相机。”那美女回到车边就给司机一个耳光，狠狠地说：“你说我像妓，我看你像鸭！”

   以上都是听说的，而在我们身边的的确确就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一个船员是山东人，同事给他在南京介绍了一个姑娘。约会那天，姑娘看到他十分满意，谈的也很投缘，两个人都很开心，可就在分手的那一刻，姑娘突然变得很不高兴。第二天同事就对他说：“人家姑娘说你人品有问题，你怎么第一次见面，临了就跟人家说要把人家带到床上玩！”他说：“我没有啊！分手的时候，我是说有机会要把她带到船上去玩。”那同事一下明白过来，扑哧大笑：“肯定是你想说把人家姑娘带到船上去玩，可你普通话不标准，方言口音太重，人家把船听成床了。”后经他本人上门道歉、解释，媒人从中调解，终成一段美好姻缘。

   船上有一位老兄是南方人，一次大家在餐厅吃晚饭，讨论的话题是股票。这位老兄发表高见，他说：“中国的股票和西方国家的股票不一样，中国人玩股票是投机，而西方人玩股票是投机。”有人就问：“都是投机，为什么就不一样呢？”他说：“我不是说了吗，中国人是投机，西方人是投机，怎么会是一样的呢？”大家哄堂大笑，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位老兄嘴里的投机和投资是一个读音，因为他是福建人。

  我们老百姓经常会因为普通话不标准闹出笑话，小人物如此，大人物也一样。如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口音就很重，也闹出过笑话。说一姓侯的主任办错了事，蒋介石把他叫去训斥，他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蒋介石一气，拍着桌子说：“枪毙！”这侯主任吓坏了，赶紧跑回家对老婆说：“你赶紧收拾一下，带孩子回乡下去吧。老蒋要枪毙我。”可过了几天没有任何动静，他找蒋介石秘书打听消息。秘书对他说：“总统那天没说要枪毙你，他说的是‘强辩’。”

 还有一次，老蒋在台湾开会，研究蒋经国接班人的问题，会议中途蒋介石去上厕所，被等在会议室外面的记者追问谁是后备人选。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尿急，对记者说：“你等会。”第二天报纸登出消息，说蒋先生说了，接班人是李登辉。后来李登辉真的在蒋经国之后做了台湾总统，不知是巧合还是媒体倒逼。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方言闹出的笑话很多，如有的地方方言中H和F分不清，飞机说成灰机，结婚说成结分。长江下游一带方言中J和K分不清，把江说成缸，如江阴过江到靖江，用当地方言来说，就是缸阴过缸到靖缸，如果你不是本地人，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听不懂。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其实普通话在中国，就像是语言度量衡。会说普通话的是本事，会给你与人交流带来方便，但你也不要骄傲。只会说方言的是本色，你也不必自卑。上海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个上海人在一起，他们就会用上海话交流，显示自己是上海人，那种优越感非常强烈。再说，这普通话是以北方语系为基础演化而来，本身就是对其它地方人的不公平，对于与北方遥隔万里的南方人，学普通话更是难于上青天。可南方人精明，并没有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而影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在全国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全国各地都有人到那里淘金。这些淘金者并没用普通话去改变南方人讲普通话，相反，几年之后，他们学会了标准的南方话，以讲南方话为荣，什么沙沙水拉、毛毛雨拉，全国人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见，在一定的场合，学好方言比学好普通话更重。当然，如果你既会讲普通话，又能讲南北方言，那肯定是最好的。